利瑪竇繪製出令人驚嘆不已的世界地圖！以全新布局完成驚艷整個時代的世紀巨作，讓更多人瞭解世界的真實面貌

文／熊顯華

無論在哪個時代，地圖都不只是地理資訊的記錄，更是時代的見證者。這是一段隱於幕後多年的真實歷史，同時，也是一場關乎地圖真相的紙上辯論。
接下來，讓我們重回 400 年前大明帝國的時空。看一幅內容詳實、格局宏大的西方世界圖景，如何與滿懷求知欲的東方士人階層相遇；而兩大文明又如何在圖紙的方圓之間，展開一場基於尊重、包容與新知渴望的偉大交匯……

第伍輯：知識與流變—當東方遇見西方

（（十九）利瑪竇的禮物，新世界圖景

利瑪竇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深入內地生活的西方學者之一，他於一五八三年進入中國，並在一六O一年成為第一位獲准進入明朝都城北京的耶穌會會士。從澳門進入中國後，他便為中國帶來了此前從未見過的歐洲地圖和世界圖景。

一六O二年，利瑪竇與中國學者李之藻在明神宗的要求下合作繪製了著名的《坤輿萬國全圖》，這是他人生中繪製過最大的世界地圖，同時，這也是他的第三幅中文世界地圖作品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已經與中國學者有過多次合作。早在一五八四年，他就曾在肇慶繪製了他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，名為《山海輿地圖》，其被認為是第一幅近代意義上的中文世界地圖。而中國人此後逐漸接受的地球與大洲的觀念，極大程度上皆是由此圖開始的。

與其他傳教士相比，利瑪竇在「入鄉隨俗」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。他穿中國的衣裳，吃中國的食物，努力學習漢語，試圖貼近中國人的價值觀，甚至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，還主動放棄了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。

而隨著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，利瑪竇逐漸相信，自己無論是在穿著、禮儀，還是整體形象上，都已經像一個本土的中國人了，不過這還遠遠不夠。

他積極與中國官員和儒家學者建立聯繫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的耶穌會會士曾經多次嘗試在中國設立教堂，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，一直到一五八二年，利瑪竇才終於獲准建立教堂。那麼，他成功得到允許的原因是什麼？其實主要是因為他帶來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激起了儒官們的興趣。當時的中國人普遍喜愛機械裝置，於是利瑪竇順勢而為，展示了自己的鐘錶製作技藝。據說，利瑪竇在這方面的聲望極高，甚至讓廣州的手錶製造商至今仍把他當作守護神來崇拜。

有了這些努力，利瑪竇才終於在中國站穩了腳跟。一五八四年，時任肇慶知府的王泮親自前往教堂拜訪他。而這座教堂採用了本土化的名稱 —「仙花寺」。

不過在此之前，王泮其實就已經與利瑪竇有過多次接觸，對彼此印象頗深，因此在教堂建成後，王泮還親自題寫了「仙花寺」的匾額。

而在仙花寺的大廳裡，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吸引了王泮的目光。當他得知這張圖描繪了真實的世界地理時，對此感到非常驚訝，並隨即向利瑪竇提出一個請求：「請他幫忙繪製一份中文版的世界地圖。」這便是後來著名的《山海輿地圖》。

那麼，王泮為什麼要主動提出這個請求呢？

作為一位長期在外任職的地方官員，王泮見多識廣，所以他清楚地知道，傳統的「天下觀」是將中國視為世界的中心，四周環繞著一些小國。然而，在利瑪竇的地圖上，中國只是東方的一部分，並未居於中央，於是王泮意識到，世界遠比自己想像的廣闊。所以他希望能透過這份地圖，讓更多中國人瞭解外部世界的真實面貌，並為學者與探險家提供一份直觀的視覺資料。於是，他才向利瑪竇提議想將這份地圖翻譯成中文的請求，以供中國人傳播。

章潢《圖書編》中的《輿地山海全圖》，從外形和一些細節來看，會發
現其跟《寰宇全圖》很相似

不久後，利瑪竇完成了繪圖工作，王泮也計畫將它作為禮物贈送給地方要員和好友，擴大其影響力。一五九四年五月，王泮的朋友白君在嶺南獲得了《山海輿地圖》並進行了刻印，王泮甚至親自為其撰寫跋文。只可惜這份地圖的原作早已失傳，如今唯一留存下來的版本是朝鮮的摹本—《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》，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。

呈現在王泮眼前的這幅《山海輿地圖》，不僅是引入西方地圖學的一次嘗試，更是對中國傳統世界觀的一次調整。原圖中，中國位於地圖的最東端，利瑪竇為了方便觀看者一眼識別中國的位置，特意將其調整至地圖中央，同時，這也與中國人「中央之國」的觀念契合。

綜觀整幅地圖，全球大陸圍繞太平洋展開，而非像歐洲地圖那樣以大西洋為中心。筆者個人認為，這種布局很可能是因為太平洋是緊鄰中國的東部海域，而東海與南海作為其邊緣部分，對中國人的海洋認知更是至關重要。利瑪竇這一項為了中國地區的改動，可以說是對其傳統「寰宇觀」和「天下觀」的一種尊重與融合。

此外，原圖中穿過福島的子午線也被他刪除了。這樣做的目的，是為了避免亞洲被人為分割開來，從而與中國希望地圖以自身為中心的意圖一致。

由於最初版《山海輿地圖》未能流傳至今，因此我們無法獲取掛在仙花寺牆上母本的更多資訊。根據學者約翰．戴（JohnD.Day）的研究，利瑪竇在一六O三年之前，也就是他在中國傳教期間時製作了多個版本的中國世界地圖，其中包括了：

Δ　一五八四年—在肇慶刻製的木版《山海輿地圖》，是最早的中文世界地圖之一。
Δ　約一五九O年代—在北京印製了更為精細的《坤輿萬國全圖》，整體尺寸更大，內容也更豐富。
Δ　一五九六年—碑刻版的《山海輿地圖》問世，並藉此圖提升了地圖的權威性與傳播力。
Δ　一五九六年與一六OO年—分別出現了由吳忠明刊刻的兩個修訂版本，題名皆為《山海輿地全圖》。

從利瑪竇本人的記述來看，《山海輿地圖》能夠在第一時間刊行並廣受歡迎，背後有個關鍵原因為，明末的士人階層普遍都受過良好教育，他們對新知識抱有強烈興趣，尤其是來自西方的地理大發現和科學思想。而《山海輿地圖》正是一種集新知與圖像於一體的知識載體，恰好滿足了當時士人階層的好奇心與求知欲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時任肇慶知府的王泮才會願意出資刻印這張地圖，因為他不僅是一位地方官員，更是一位具有文化視野的儒者。他深知這類新知識的價值所在，也希望透過地圖的傳播，讓更多人瞭解世界的真實面貌。

一五九四年，利瑪竇隨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北上京城。而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，就是向萬曆皇帝進獻禮物，其中就包括這張《山海輿地圖》。會選擇將此張地圖進獻給皇帝，是因為王弘誨在翻閱之後對其非常滿意，認為這張地圖內容詳實、格局宏大，是一份極具價值的世界圖景。

不過在這個過程中，還發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「烏龍事件」。

當時，應天巡撫趙可懷（一五四一—一六O四）也恰好送了一幅地圖給王弘誨。打開一看，王宏誨驚訝不已，因為這張地圖竟然與利瑪竇的地圖幾乎一模一樣！他連連稱讚道：「我中華亦識各大部洲……此種學識得入中國，非自爾等始耶！」但趙可懷在士林中素以誠實著稱，聽聞此言後趕緊澄清。原來是因為他此前曾從鎮江知府王應麟處獲得了一幅《山海輿地圖》，深感其價值非凡，於是命人在蘇州姑蘇驛將其刻石（現已佚失），並題名為《山海輿地圖》。只是他在刻印時未注明地圖的真正來源，這才讓人誤以為是他本人的作品。

不過這件小事也從側面反映出，當時的《山海輿地圖》在士人圈中已經廣為流傳，甚至被爭相複製、刻印。

儘管外界反響熱烈，但是利瑪竇本人對初版《山海輿地圖》卻並非完全滿意。他認為，這幅地圖最初在肇慶製作時，受限於技術條件與資料不足，所以存在不少粗糙之處，甚至還有不少錯誤。因此，他趁著自己在南昌和南京期間，對地圖進行了多次修訂和完善。根據利瑪竇的自述，在一五九五年至一五九八年間，於南昌繪製了多個版本的世界地圖，其中就包括了《山海輿地圖》、《世界圖志》和《世界圖記》。

可惜的是，這些地圖無論是木刻本還是手繪本，如今均已失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