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李登輝
李登輝 台灣前總統
因終戰之故中途從京都帝國大學農學系退學,進入台灣大學農學系,畢業後於台灣大學擔任講師,曾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,擔任過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顧問與台灣大學教授。
著有《台灣的主張》(1999年,遠流)、《「武士道」解題》(2004年,前衛)、《最高領導者的條件》(2009年,允晨文化)、《新.台灣的主張》(2015年,遠足文化)等書。
1971年 加入國民黨
1972年 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、歷任台北市長、台灣省政府主席
1984年 由蔣經國總統指名為副總統
1988年 因蔣經國逝世而繼任為總統
1996年 當選台灣首屆直選總統
2000年 任期屆滿卸下總統職位
2007年 榮獲第一屆後藤新平獎
「傳統」和「文化」的重要性
現代人被認為只重視物質,而且具有嚴重沉迷於表面事物的傾向,所以在面對抽象概念時,不會努力去鑽研精神方面的思考,總是手機不離手,滿足於從電視或網路取得資訊的生活。
要從這樣的生活之中去強化精神性是有困難的,因此無法培育出一個領導者所該具備的深度思考。
人是一種期望今天過得比昨天好,明天過得比今天好的生物,所以在這層意義上,進步固然重要,但重視進步而太過輕忽傳統的二擇一生活方式是愚蠢至極的。
特別是一味傾向物質層面,被表象的進步給吸引,而忘記精神層面上作為大前提之「傳統」和「文化」的重要性,這才是大問題。正因為有作為基礎的「傳統」,傑出的「進步」才能累積於其上,沒有傳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。
有史以來,日本的文化都是在充滿歷史性變化的驚濤駭浪中,持續達成令人驚訝的進步,而且從來沒被這些湍流給吞沒,打自建國以來,不但持續保留傳統,還不斷汲取新文化來建構日本特有的文化。
一邊巧取外來的文化,一邊改造出更方便又容易被接受的東西,日本人自古以來就具備這種稀有的能力和精神。這樣創造新文化的方法,在面對一個國家的未來成長與發展時,是非常重要的。
就算「日本改變了」、「國家制度改變了」,在這個國家土生土長、向下扎根的淳美風俗與文化,也就是無論什麼都難以替代的「傳統」,是無法輕易被消除的。
拜金主義的現象與問題
然而,在戰後的社會混亂當中,日本人卻輕忽了精神層面上放諸世界同樣優秀的價值觀,而在「高度經濟成長」的訴求之下,開始用物質主義來追求拜金主義的價值觀。
那些現在汲汲營營於自身利益的領導者們,我認為他們都沒有考量到國家和國民的未來,也就是沒有考慮到關於「公(眾)」的部分,而且他們對於國家或企業因為自己欠缺領導能力而導致失敗,缺乏主動、積極的負責態度,所以現在的年輕人會走向物質主義,在某種意義上,也可說是理所當然。
如此一來就無法培育出未來的領導者。領導國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,如果沒有一位可靠的領導者,國家就會陷入危機當中,只看得到眼前事物的人,就算當上了政治家,也只會一味尋求自己的利益,完全不知道「領導者應該做什麼」。更進一步來說,他們也不懂金錢與權力只不過是一時,而「品格」、「教養」、「愛國」、「愛民」等精神面的價值才是一生所該追求的,由這般政治家領導的國家是極度危險的。
超越「知識」與「能力」的東西
知識的確是重要的因素,只要有合理的想法,或許再加上「知識」與「能力」就會很好,可是,人類絕非如此單純的生物,所以我覺得日本的領導者在精神層面上的修養全都不夠。
舉例來說,某個人物為了成為國家領導者而拼命唸書,然後學會政治世界裡所必需的技巧,最後終於當上了首相。可是,光憑這些,這個人物究竟能實施什麼建設性的政策,因為他的最終目的是當上首相,所以在他當上首相時,一切就結束了。
想要擁有最高領導者所需的洞察能力,就必須具備超越個人能力與算計利害關係的想法,並進一步體驗過能力、得失和策略都不管用的世界,那才是精神層面的修養。
不管是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求學的時候,還是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求學的時候,我都是拼了命地學習,可是我片刻都沒有忘記要問自己:「這些學習對於台灣的同胞而言有什麼意義。」
傳統是歷經幾千年歲月也不會褪色的存在,正是因為自己的內部有傳統扎根,才得以衍生出歷久不衰的哲學。向傳統與古典作品多加學習,並對年輕人傳達古典作品和傳統的重要性,這些對於領導者而言也可說是重大使命吧。
重要的是「信念」和對自己的「驕傲」
如果從政治家的水準來說,就是雖然會注意到局部的細節,但卻缺乏掌握大局的能力,給人一種老是在搬弄小聰明的印象,這並不是因為缺乏「能力」,而是因為對自己不抱有「信念」或信賴感,不是嗎?
想要擁有這樣的信念和驕傲,精神上的修養很重要,因為那與最終能夠看透事物本質的洞察力以及顧全大局有關。
正因為如此,當務之急就是建立菁英教育,也就是「培養領導者的體制」,來培育戰前舊制高等學校、師範學校、帝國大學畢業生所擁有的傑出「國家觀」、「歷史觀」以及「世界觀」。